李零：美国返还的子弹库帛书，有多珍贵？

      5月18日凌晨，由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抵达北京。子弹库帛书自20世纪初流徙海外，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帛书，也是目前仅见的战国时期帛书。内容包括《四时令》《五行令》《攻守占》及其他残片。
　　在此前CCTV-1播出的五集大型文化节目《帛书传奇》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介绍了子弹库帛书的源头性价值，梳理帛书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情况。李零教授从1980年开始研究子弹库帛书，多次赴美参加帛书残片揭剥工作。2017年，他研究成果的结晶《子弹库帛书》问世。本文为《子弹库帛书》自序，转载自活字文化。
　　李零教授等中美两国学者与文博机构对子弹库帛书的保护和修复研究，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学者参加讨论。李零教授说：“楚帛书作为一批老材料，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无论发明，还是失误，都可作参考。前者予人启发，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处。”

　　李零《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

　　【文/ 李零】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文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年），[2]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文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年），[3]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月名图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年）；[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年）。[5]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此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受限，许多现在觉得非常简单的字，当时大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子弹库帛书”第三卷《攻守占》文字

　　我记得，上海博物馆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义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李零教授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纸，一捅就破。文字破译，用不着饶费口舌。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也没用。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道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极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前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倪明昆（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比较完整的帛书。目前，这样的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30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6]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的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也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7]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中国大陆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大陆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Noel Barnard）的《楚帛书译注》（1973年）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